1．据中国青年报记者郭建光报道，河南省沈丘县城东约l0公里处的东孙楼村由于环境污染成为癌症村。
位于河南省沈丘县城东约10公里处的东孙楼村，共有1200多人。原先孙姓为望族，后王姓成了大姓。现全村王姓约有800多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的人出现了密集的反常现象：有些人腹泻不止，有些人内脏出现了各种不适。此外，偏瘫、智障、畸形和妇科疾病也频频出现。患者相继死去，少则一年内五六人，多则达20多人。死者经诊断多为食道癌、肝癌、胃癌、直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等。
死亡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笼罩着这个村子。新起的坟茔、白对联、哀乐，一年四季绵延不绝。王子清的族人便是这个不幸村庄的不幸家族。
1991年，小他5岁的弟弟食道出现问题，吞咽困难。次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也出现同样病症。俩人的病后来都转化为食道癌。2004年6月，王子清的哥哥病逝。28天后，他的弟弟也撒手人寰。这边丧事还没料理完，3天后，他的一位叔叔也死于食道癌。短短一个月，王子清相继失去3位亲人。
而这仅仅是幽灵掀开的序幕一角。事实是，这些年，仅王姓德字辈的族人中，25对夫妇，便有19人死于癌症。而子字辈中不到80人，便有l6人死于癌症。死者大都正值壮年，最大的7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30岁。
“死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王子清抽泣着，任由眼泪淌满褶皱的脸，“我不知道村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死。”
王子清本人虽然没有患上癌症，但胃穿孔也让他遭了不少罪。2004年，他花了5000元做了胃部手术，至今天气转凉，伤口就会隐隐作痛。为“转移痛苦”，他染上了抽烟的毛病，一支接一支，一会儿功夫，一包烟就空了。
在大多数地区，通常每个村里有一名医师就不错了，但在沈丘县东孙楼村却增加到了4名医师。刘德亮是村里最老资格的医师，他记得最忙碌时自己每天要跑三四家，“抗生素药供不应求”。村里的人口竞一度出现了负增长。
一位正在病床上输液的腹泻患者挣扎着坐了起来，插话说，就是现在，村里患腹泻的病人至少也不下l00人。
不仅是东孙楼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沈丘县的黄孟营村、孟寨村、孙营村等，癌症患者的比例均大幅度上升。据该县政协常委、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提供的资料显示：l990年一2005年间，2470人的黄孟营村，有ll6人死于癌症；2366人的孟寨村，有103人死于癌症；l697人的孙营村，有37人死于癌症；l300人的陈口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015人的大褚庄，有l45人死于癌症；l687人的杜营村，有187人死于癌症。而据沈丘县医院记载，l972年当地l20万人中，只发现癌症患者12人，发病率仅为十万分之一。
2．深圳清水河下坪垃圾填埋场的臭气不是2009年才有的，只不过因为2009年“异常凶猛”，才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事件被披露之后，据相关部门的报告。垃圾填埋场是合乎卫生标准和规范的。然而即使“卫生、规范”，却无法否认影响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事实，也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安居心理危机的爆发。
根据某媒体的保守估计，受到臭气“熏陶”的居民有40万人。就这个数据，一直在关注事件发展并有亲自到臭气扩散区域勘察的居民于田认为，按照这几天风向变化后臭气扩散的范围，空气污染已经涉及罗湖、龙岗、宝安三个区的部分区域，遭臭气污染的居民肯定会有100万人。臭气事件发生之后，深圳市环保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承认有臭气，并表示这是清水河下坪固体废物填埋场内污泥聚集淤塞导致“管涌”造成的。龙岗环保部门也表态一个月内会解决问题。
可是对于这些受到臭气污染的居民来说，这些处理结果还不能令他们满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08年，就已经发生过几次臭气事件，引起了第五园业主的注意。在深圳房地产信息网第五园的业主论坛上，记者看到一封物业公司发布的公告，上面描述了该物业公司一年内派人7次去寻找臭气来源的详细过程。但即便发现来源，物业公司也没办法控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2009年，当臭气忽然变得异常凶猛的时候，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开始行动起来。记者了解到，2009年3月24日，这里的业主代表联合周边楼盘如四季花城、月朗苑、春华四季园、家和花园、珠江旭景家园、清水河道金祥花园等小区业主，并通过物业公司的帮助，找到300名业主代表签名，然后和龙岗区环保局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网名“深圳红叶”的第五园业主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联合投诉多次，并已经找政府对话了两次，希望得到更多的解决方案。
对于解决方案，大多数业主的想法很简单：盼望垃圾场能够搬走，毕竟清水河以前属于深圳的偏远区域，可是现在已经成为深圳的中心，周边已经被住宅包围。对此，于田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环保局已经在这个垃圾场投资了4．6亿，不会轻易搬走。重要的是垃圾处理的技术到底能不能更新？环保事件的问责制能否建立起来？”他认为这才是关键。于田很纳闷：“深圳一直号称这个垃圾场的垃圾处理技术先进，为何常年都有臭味？”他表示，很多居住在清水河的居民被迫搬到别的区域，而且出现这个垃圾“管涌”事件之前，一直都有居民投诉臭气，但是没有任何问责制。这个问题如果可以和泥头车一样得到政府的关注，最后处理的结果也许会让居民满意。
“最怕就是未来。垃圾场的年限是30年，现在才l0多年已经变成这样，未来简直不敢想象，也许有一天，臭气会笼罩整个深圳也不一定。”于田这样告诉记者。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担忧，所有受访者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也许，会有更多的深圳人产生同样的担忧。面对担忧，第五园一位业主ARONG在发动业主团结起来战斗的帖子里面这样说：“为了我的家园，为了全家妻儿老小的健康，为了每夜安然入睡，我不能再幻想，无法继续后悔，我只能选择‘战斗’!”
3．2008年11月以来，一条本不出名的河流，却因一次国内最大的水体砷污染事件引起河南、安徽两省的“关注”，上榜国家环保部的“黑名单”。
河南民权县大沙河上游一家化工厂2008年使用含硫量高的劣质矿石，导致大量的砷随着废水直接流人大沙河中。一旦已经遭受严重砷污染的水进入下游居民厨房，后果将不堪设想。一次跨省界的“消砷行动”开始，下游筑坝堵水，上游狼狈“消毒”。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巩文信博士说：“如此大规模的砷污染水处理，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可能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砷是一种在砒霜中含有的化学元素，人体摄入过量将造成砷中毒。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称，全球有5000多万人面临砷中毒威胁，而中国是砷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最通俗的解释，所谓砷中毒就是剧毒砒霜中毒。砷侵入人体，导致皮肤角化、癌变和全身慢性中毒，最终死亡。
“有一天早上，我起床压水(水井)，水是红色的。”大沙河沿线居民李海生说，“一连抽了5桶水，都是红色的。显然被污染了。”
商丘市大沙河两岸地域启动了紧急预案，实行对河水的“五不准”措施：不准灌溉、不准饮用、不准捕捞、不准洗衣洗菜、不准放鸭养鱼。
淮河水资源局沿着大沙河向上游追查砷污染的源头，最终在民权县成城化工有限公司的排污口找到了污染源。
这是一家2008年初改制的公司，由河南省化肥总公司的原处长成京周接手。据查，自2008年7月以来，成城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违规采购含砷量高的硫砷铁矿代替硫铁矿，用于生产硫酸。成京周在被捕后称，成城公司自备污水处理工艺中没有砷处理一项，大量的砷和数百吨劣质矿石随着废水直接流人大沙河中。
这场水污染事件致使河水污染砷浓度均值最高时超过国家地表水三类水质的百倍以上，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的居民，遭遇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大一次水体砷污染事件。
4．空气越来越混浊，河水越来越黑臭，交通越来越拥堵，冬天越来越热，垃圾越来越多，荒漠化越来越严重，森林越来越少？？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质量一方面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却越来越低。
在采访中，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西菜园的居民反映，周边的河流越来越脏，而他们却每天将垃圾倒入河内。刚刚搬入怡馨园小区的张女士反映，她选用了最昂贵的材料和环保漆，但装修完后，经测量甲醛还是超标，而她却没想过要简化装修？？呼市土生土长的崔文奇，有着10年环保工龄，在他的努力下成立的地球大使环境保护中心，成员已有3000多人。环境破坏，谁是罪魁祸首？舆论几乎都将矛头指向了排污的企业和失职的官员。崔文奇说，反躬自问，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有责任，他希望每个人都能自觉保护环境。
一些环境美好、生活品质优良的国家，也曾经历过严重污染的时期，他们治理污染的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形式是多样的，你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亲身到一线去做志愿者，但你可以其他形式参与环境保护事业。
在采访中，记者也听到了很多真切的声音：
——“政府治理环境我们支持，但我们担心雷声大、雨点小，真正的污染大户不治理，希望政府多下基层检查，污染企业一定要加大力度监管整顿。”
——“环境问题，光靠企业、个人自觉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应多举办一些环保公益活动，同时，也应该制定更合理的政策来约束，甚至是强制性的手段来制止。”
老百姓期盼，政府能负责任地应对环境污染，在发展与环保冲突时，应从长远利益考虑，以可持续发展为准则，下大力气治理污染，帮助企业减少污染，还公众一个健康和谐的环境。
5．湘江两岸重污染企业的关闭和搬迁已经开始了。它们或者迁往限制更宽松的郊区，或者向更远的西部转移。
在郴州，许多矿山老板开始向新疆、西藏、贵州、广西等地迁徙，“那边治理宽松，投入几千万，半年就能收回成本。”
在株洲，一些传统国企不得不接受搬迁的命运。为了保障当地经济不发生剧烈震荡，不少企业将被安置于郊县。在株洲清水塘一带闻名的污染企业——株洲明珠选矿药剂有限责任公司，本已选择了搬迁到郊区攸县的攸州工业园，但由于“遭到了攸县人的强烈反对，现在又说要搬到桃江”。
在湘潭的“皮革之都”湘乡，为了保障长沙的饮水安全，小的皮革企业纷纷关停、搬迁，“有往娄底的，也有往岳阳的”。
在淘汰重污染企业的同时，湖南各级地方官员将招商引资和产业转型挂在了嘴边。但执行的究竟是何种环保标准令人担忧，邵阳隆回县西洋江镇被投诉至湖南省环保局的一起案例，也许可以说明。
该镇曾一度宣称，他们所引进的“西洋江金鑫化工厂、隆回翰森纸业有限公司等上规模企业，将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水平，使之成为西洋江镇工业建设的璀璨明珠”。但当地村民反映说，正是这两颗“璀璨明珠”建成投产后，“树枯了，水黑了，鱼死了，小孩们不敢下河游泳了。”经调查，两个厂排放的废气、污水均未经过任何的净化处理，直接通过暗管排放到空气中和河道中。
在永州的蓝山县，实施承接产业转移战略的官员们引来了大量外地投资企业，但部分繁华的假象在2008年被戳穿。永州市环保局宣布，蓝山所引进的大多是邻近市县使用淘汰设备和落后技术的小造纸厂。
炎陵县的招商引资也出现了恶证。在株洲的督查通报中，“能耗大，污染重”的炎陵县长兴水泥厂属于关停对象。2008年底，县长出面引进了资金，声称要搞改造项目。但实际是“未进行环评审批就着手搬迁改造，严重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及环保法律法规”。
郴州市政协委员何孝德无奈地承认：“近一年多来，沿海地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转移出来的产业绝大多数是低端、低附加值和高消耗、高污染产业。”他个人呼吁，作为湖南招商引资前沿
阵地的郴州，尤其需要考虑“科学选择承接产业”。但“科学选择”谈何容易。“企业不是慈善家，他们还是需要经济效益。”蒋红彬举例说，郴州曾试图引资整合矿山，“本来玛瑙山矿区已经引进了五矿集团，但因为金融危机，无利可图，最后又退出了”。
不得已的折中已经若隐若现。郴州市招商合作局2009年7月编写的招商引资项目册中，
题“非禁即可”成为了指导原则，“氢氟酸、硫酸、多晶硅冶炼、铅锌矿开发，，等化工和有色金属工业
依然占据较大比例。
更令当地一些政协委员担忧的是，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对上级优惠政策所作的曲解。此前湖南省环保厅，“考虑到郴州先行先试的需要，为承接产业转移优化经济环境，将承接产业转移并进入园区的部分行业的项目环评审批权限下放至郴州”。郴州随后就要求蕾员们要“打好政策‘擦边球”，“用足环保审批权限”。这不得不令人对湘江的未来陡生忧虑。
6.家住辽宁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祝华村祝西屯的居民打来电话，反映该村卫生环境状况问题。2008年7月17日，某新闻网大连频道派出调查组，前往祝华村了解情况。 、
记者在祝西屯看到，一栋居民楼下面，一处露天垃圾堆放点散布着遍地垃圾，废弃的塑料袋随风刮去，远远便闻到难闻的气味，居民从附近路过只能用手捂住口鼻，快步离开。在通往村中数条小路上，污水、烂泥积存在道路中间，发出令人呕吐的刺鼻气味，行人无法落足。居民房前一处垃圾堆积点的污水四溢，臭气熏天。
据该村居民介绍，2007年，村里为了应付瓦房店市卫生城检查，花钱修建了几处垃圾站。而垃圾站自修建后，至今无人管理，造成现在垃圾遍地，严重污染了村里环境。对此，居民十分不满。居民们说：“现在都在建设新农村，可是我们这里哪还像个新农村的样子。环境卫生脏乱差，蚊虫苍蝇漫天飞。真希望有关领导能到我们这里看一看，给我们解决环境问题。”
在祝华村委会，记者没有找到村里主要领导。据工作人员介绍，该村领导刚从国外回来，尚看着遍地垃圾以及人行道路积满的污水，居民们十分愤懑。他们说，我们建设的新农村就是这个样子吗？建设新农村要着实为我们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环境弄成这样，我们的村领导却视而不闻，这样的带头人农民能拥护吗？哪里还有为百姓干实事的样子？
7.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方面，陈旧的经济发展方式，对能源、资源的巨大需求，使得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严重污染的趋势仍将难以改变。地方保护主义、资金投入不足、治污工程建设滞后、结构性污染依然突出等多种原因，使得治理污染的速度赶不上环境破坏的速度。
我国的污染已经呈现出“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出现的污染公害已在我国普遍出现，我国已没有继续支持目前经济发展方式的环境容量。未来15年，我国人口将达到l4.6亿，到2020年经济总量将再翻两番，不断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人口，对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按现在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负荷将增加4--5倍。这个阶段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将是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
8.目前，中国各地正在大力推行“绿色信贷”政策，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尽管“绿色信贷”在国际上已是较为通行的信贷政策，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仍是一件新鲜事。以往，中国的各级环保部门在通报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后，可以用来惩处企业的手段并不多，常常只是罚款了事，而罚款并不足以制约企业。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中国社会和百姓关注，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环保政策，以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2007年7月，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出台《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要求银行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法规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这成为“绿色信贷’’实施的指导性文件。
目前，中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进“绿色信贷”的执行，而广东省是执行力度最大的省份之一。最近，广东省环保局对2008年度企业环境保护信用情况进行了公示，其中包括269家被纳入“全省重点污染源”信用管理等级评定的企业。
公示显示，有210家重点污染源企业拟被评为环保诚信企业，授以“绿牌”；31家企业拟被评为环保警示企业，授以“黄牌”；28家企业拟被评为环保严管企业，授以“红牌”。
“黄牌”“红牌”的企业仍然有纠正错误的机会。在28家“红牌”企业中，番禺梅山一马利酵母有限公司等l2家企业，积极进行整改，并尽快达到了环保部门要求的整改目标。广东省环保局表示，将把企业整改情况向人民银行和银监局及时通报，并建议银行对完成整改的企业不再采取限制贷款等措施。
在对“黄牌”“红牌”企业信贷限制的同时，一些银行加大了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自2007年以来，广东工行直接投放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环保型企业和项目新增贷款超过14亿元。除了广东省环保局公布的“黄牌”“红牌”企业，珠三角不少地级市也纷纷采取了这一办法。
近期，东莞、佛山等地的环保部门都先后下发了企业环境保护信用管理办法。按照这些规定，一旦企业被亮了“红牌”，将无缘银行贷款。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教授吴仁海说，“绿色信贷”的推行，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起到了实在的震慑作用。相对于以往的环保制约来说，“绿色信贷”更直接有效，通过影响企业的资金
来源和经营，从机制上推动企业从事清洁生产，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位于东莞虎门镇的沙角A电厂，是珠三角地区重要的发电企业，给高速发展的地方经济提供了巨大动力，但这家企业也曾是当地的排污大户。经过持续努力，这家企业终于摘掉了“黑帽子”。2008年、2009年，沙角A电厂连续两年挂上环保“绿牌”，并在最近被东莞市评为首批“环境友好型企业”。
沙角A电厂近年投入6．65亿元实施脱硫减排工程，目前120万千瓦装机全部实现脱硫；截至2008年底累计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约l0万吨。电厂还与环保部门联网，即使设备检修也要提前申请，才能把脱硫装置停下来。
9．湖南嘉禾、四川隆昌、江苏大丰、广东清远、陕西凤翔、河南济源、福建上杭、昆明东川、湖南武冈——近两年来，这些分散于全国的地名因为“血铅”事件集体进入公众视野。“我国的环境污染危害已经到了一个集中爆发期。”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在王灿发看来，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执行和遵守，而环境执法的困境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具体存在的问题有：地方政府缺乏执行环保法律的压力和动力、环境管理体制制约着环保部门的严格执法。此外，环境执法腐败也加剧了有法不依的情况。
“虽然国家一直在努力解决，但直至目前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环境指标纳入政绩考核、环保管理体制调整、环境执法腐败的遏制都还没有十分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加以保证。”王灿发认为。
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现象，王灿发认为固然与环境管理的体制和机制有很大关系，但从根本上还应与国家整个发展战略紧密相关。“试想一个国家还只是粗放型的发展经济、仍然把经济发展凌驾于环境保护之上，就算再严格的环保立法也不可能得到执行和遵守。”王灿发说，“要想从源头上遏制血铅等环境污染事件，则必须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对过去一些原则进行反思和改变”。
“首先是协调发展原则需要变为环境优先原则。其实从我国环境相关法规中已能看到这一趋势。”王灿发具体阐释道，“《环境保护法(试行)》里，协调发展原则就已确立，这条原则被表述为‘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而我们注意到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将这一表述变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王灿发认为，目前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也有必要变为风险防范原则。防治结合的原则，立足于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预防，对于未能有效预防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要给予治理。
这一原则看似合理，但其中却包含了允许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存在，这实际上就已经在人们的心理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即如果没有得到预防，还是可以治理的。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风险防范原则必须得到重视，否则，强大的经济能力必然使得环境问题防不胜防。
“我国最近颁布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也开始体现了风险防范的原则。如果其他的环境保护法律中也能贯彻这一原则，一些建设项目便再也不能以其环境影响尚无科学充分证据为由而仓促上马。”王灿发说。
王灿发建议，达标合法原则应变为不得恶化原则。“目前我国对污染物的排放实行达标即合法原则。一个建设项目，虽然有较多污染物的排放，但如果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就可以建设和运营。从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讲，好的环境是不应让其恶化的。不得恶化原则的实行，将从根本上改变排污合法的观念，只要你的建设会导致当地环境质量恶化，就不能说是合法的，就有预防和治理的义务，也就可以为解决排污达标仍然污染、扰民的问题提供法律根据。”王灿发说。
面对层出不穷的各地血铅异常事件，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认为，处理好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还要抓源头，政府、企业都要提高环保意识。这其中还包括环保标准的制定。“之前由于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而环保部门很多的标准制定也都并不征求卫生监察部门的意见，这就很容易在标准制定中忽视人的健康需求标准。但这一现象正在改变。”据潘小川介绍，环保部即将成立一个环境与健康方面的委员会，此次也将邀请卫生监察方面的专家担任委员。
10．德国按污水量来收税，目前该税年收入在20亿马克以上，税金全部用于改善水质，社会效益明显。
近日，中国环保部官员表示，中国多个部委已经紧锣密鼓地将环境税列入议事日程，这使得酝酿已久的环境税问题成了两会期间的一个热点话题。实际上，环境税在国外早就不是一个新鲜税种，而且其种类也很多，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到噪声税，不一而足。这些名目繁多的环境税，为各国改善环境、节约能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环境税还未正式起步，但国外环境税已有几十年的实践。上世纪70年代初，经合组织(OECD)环境委员会首次提出“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排污收费制度开始实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征收环境税的目的，不再局限于治理污染，而是扩展到促进资源节约、促进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等方面。
如今，西方国家已形成一套复杂的环境税体系，已开征的种类达十几种，包括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汽车燃料税、轻型燃油税、电力税、气候变化税、煤炭焦炭税、航空燃油税、发动机交通工具税、废弃物最终处理税、包装税、水资源税和采矿税等。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都是依据本国实际，选择几个环境税税种组合实施。大多数国家选择了5种以上，而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实施的环境税种类超过了8种。
1.请用200字以内的文字概括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15分)
要求：语言精练，概述全面。
参考答案